
亚当·埃伦巴斯,美国畅销书作家、职业占星师、占星教师、瑜伽教练。写作与艺术教育背景。本文原载于大占星师杂志。
我开始教授和运用古代占星以来,至少有过上百次这样的对话:
“我无法接受传统占星,一切感觉过于非黑即白,在我看来,没有所谓的凶星或吉星。每颗星体都在一个频谱上——都有光明面和黑暗面。对我来说,这比给星体贴上‘好坏’的标签要开明得多。”
确实,古代占星提出许多标签,乍一看显得死板或武断:好宫位和坏宫位、有利相位和困难相位、吉化和凶化、行星的擢升、入庙或失势。在现代人看来,古代占星师似乎只活在一种原始的、二元论的世界观里,如果真是这样,我也同意上述观点,但越是深入观察就越清楚看到,这些分类源自一种非常神秘且哲学上非常微妙的世界观,远不是代表简单的道德上的二元对立,它恰恰反映出一种宇宙观,是将宇宙视为既统一同时又分裂的丰富的象征语言。
最早的西方占星师——其中包括斯多葛学派、赫尔墨斯主义、柏拉图主义和后来的新柏拉图主义——都用占星,都使用这些看似二元对立的类别:好和坏的行星、相位和宫位。尽管他们在哲学上不同,却对宇宙有着一样的想象:这个宇宙中,对立面不仅不可避免,还至关重要。他们都将宇宙理解为一个持续存在两极分化的地方——生与死、光明与黑暗、热与冷、时间与永恒——这也体现了一种更深刻的统一性。二元性与非二元性不是彼此冲突,而是被视为潜在的同一真理的两个不可分割的面向。
这是十分重要的观点,因为它打开一扇门,让我们理解古代占星师为何将星体归类为凶星和吉星。无论现代占星师是否选择使用这些术语,理解它们的神秘学和哲学根源都非常重要。
很多古代占星师是思想家,他们不仅将占星视为一门技术科学,也视为一种思想的艺术。沉思占星的哲学结构——对立面的相互作用、命运与自由意志的交织、宇宙的象征性秩序——被视为通往灵性洞察甚至开悟的道路。不过,同一个占星体系被用于服务不同进化阶段的灵魂,也包括那些挣扎于业力、轮回、渴望和痛苦的灵魂。
在灵性成长的道路上,占星语言也必须可以在相对二元的框架内定义人生的真实希望与恐惧。古代占星师没有对这种“灵性化身为人”的阶段表现轻视,反而待之以敬畏。尤其在吠陀占星中,我们清楚看到这种取向:相信占星可以帮助灵魂开始在“相对局限的肉身存在”中感知到超越性——在人生无常的戏剧性中照映出永恒的真理。从业者的任务是谨慎地服务灵魂,与心灵的渴望和困境对话,同时不忘一切外界事件也是更深层宇宙模式的一部分,是为了唤醒对人生的更高理解。
以火星为例。从二元角度看,火星代表分裂:切割、分离、个体化。为体验到“我”与他者或神性的关联,我们必须先将自己区分于我们渴望结合的那个主体,为了去爱,必须与被爱者“区分”,即便是自爱,也需要一种“我爱我”的区分感。火星,这个分离之神,代表这道区分的裂痕之处,他的对立面金星,则象征将分裂和谐化——以优雅和美将不同元素聚合在一起。
尽管火星和金星都参与结合与分离之舞,但古代占星师认识到,火星特质的冲突、分裂和入侵的体验,对人类来说,通常比金星的快乐、结合和爱的体验更痛苦、更是问题。火星不“邪恶”,但他的能量属性通常对应着人类深陷分离而无法意识到回归与和解的更深潜力所造成的痛苦。
木星和土星形成了类似的两极对立——反映的是扩张与收缩、肯定与否定、信念与恐惧。
木星的本质在肯定:带来扩张、提升、确认和启发,木星象征我们信任生活的美好和可理解性,象征我们有能力容纳希望、意义、道德或形而上的秩序。木星的能力是将思想统一为连贯的愿景——提供目标、一致性以及对更伟大存在的信念。土星则相反,他收缩、限制、投射怀疑并否定。
在木星扩张心智之处,土星收窄焦点并要求纪律。但就像爱与分离之舞需要金星和火星,木星和土星则共同创造了相信与怀疑、热情与克制的必要节奏,节奏失衡时,木星的乐观可能变为傲慢或空想,土星的清醒变为恐惧或虚无。只有它们保持恰当的张力,才会共创活动着的灵魂炼金术:土星迫使灵魂提炼它的理想,木星提升灵魂超越绝望进入信念。木星不仅是“大吉星”,也是宇宙的肯定能量的原型,以超越死亡和局限性的意义愿景,平衡着土星对肉身必有一死和物质世界局限性的提醒。
同样,土星与分离、死亡和肉身存在的局限性相关。对冲相位本身就象征二元性,据说“具有土星的属性”。但土星也指向超越,很多古代的非二元传统中,灵性觉悟不来自绕开二元性,而是来自接受并整合它。土星,作为裸眼可见的最远行星,标志着物质宇宙与神圣不可言喻的“合一”间的边界——这种“合一”在太阳系由太阳(古代占星中土星的另一个天然对立面)代表。因此,即便是“凶星”也可被视为觉醒的道路,土星的沉重、限制性特质,迫使我们正视形态和时间的局限性,也会推动灵魂走向超越。
通过这样的方式,凶星不是被妖魔化,反而象征肉身存在的不可避免的真实面向——这些面向经常挑战灵魂的不朽,用矛盾的方式帮助灵魂回归合一。要超越二元对立,我们必须先认识它并尊重它。超越“好坏”不意味着否定它们也是相对的真理,而意味着,先接受它们也是存在的伟大奥秘的一部分。
实践中,吉星和凶星的区别是种功能性的起点,反映了人类生活经验的“现实共识”:人们就是喜欢快乐胜过喜欢悲伤,喜欢和谐胜过喜欢冲突,喜欢轻松胜过喜欢困难,喜欢统一胜过喜欢死板的二元对立。这都不意味着火星和土星总是主观上的“坏”,或金星和木星总是主观上的“好”。古代占星的星体表达是高度情境化的,还受到宫位、星座、相位、得失、阶段等条件的制约。但广义上讲,对于人类生活,人们确实认识到金星和木星倾向带来的体验比火星和土星倾向带来的更令人向往。
以追求更高或更进化观念为名抛弃这种区分带有一定的误导性。在我看来,这并未反映出更高的灵魂成熟度——反映的往往只是人的不耐烦。而且非常讽刺的是,它反映了一种对于二元性的非黑即白的看法。也就是说,它假设复杂性和细微差别只存在于二元结构之外,而不存在于二元结构之内。
事实上,凶星和吉星的区别不是粗糙的道德评判,却正是一种象征性标记,它维持对立面的共舞,为两极性提供结构,而统一性是在这个结构中浮现的。
传统占星不要求我们为超越二元性而抹平二元性,是邀请我们看到,统一性是通过“相对”揭示的——通过好与坏、轻松与艰难、恩赐与苦难之间的象征性张力得以维系、清晰和得到意义。
如果占星语言没能力命名我们的渴望和抗拒——没办法有意义地谈论塑造内在世界和灵性旅程的两极化——我也质疑这语言到底“进化”在哪了。同时,是我们在实践中如何使用占星语言最为重要,它是否唤起恐惧?是否过于武断?是占星师设定解读框架用的,还是直接与来访分享的评判?
对我来说,对传统占星最公正的批评与传统占星的概念无关,只与怎么用它的方式有关。技术上准确的语言,根据使用的方式、时间和对象不同,仍然可能没用甚至有害。
我自己的实践中,虽然不对来访使用“凶星”之类的描述,却还是以这些术语在星盘中指出的方向为引导:真实的、困难的体验仍然蕴藏意义、成长并最终回归“合一”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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